因此，有必要对原则权衡论证方法的基本法理作一个简单的铺陈。

因此，规范依据与事实基础能够相互佐证，并共同揭示出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审查要求权的下列方案：第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自身工作中若发现具有违宪违法嫌疑的法规，应主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就此，可以考虑常委会主任、主任会议、特定比例（如南非宪法规定的20%）的委员甚至省人大代表和代表团等主体的激发作用。[18]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载《法学》2015年第4期。

注释: [1] 在已有相关成果中，仅郑磊博士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邦政府提请资格进行过简略的研究，参见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21个国家在提请对象上共有四种组合情形：①9个国家仅选择第一类（3甲，5乙，1甲+乙）。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行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是否必要。（二）省级人大常委会在人大纵向结构中的纽带作用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联系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与全国人大的纽带。关于法律询问答复制度去留的讨论可参见林彦：《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去留》，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更未注意到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律询问提出者的积极角色。

可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发挥了最重要的提请作用。[2] 本文所谓地方是以中国宪法为基准的，即凡与中央相对的都属于地方范畴，虽然特定国家的邦、大区在其本国宪法中并非狭义地方，但与我国的省等地方在层级上却具有可比性。在效果裁量方面，通过梳理变迁中治安调解制度的功能取向和对可以一词的解读，能够确定一种优先适用的裁量路径。

（4）确定法律后果等四个阶段。四、治安调解适用中的当事人权利 治安调解突破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单方性和不可处分性，而以合作、协商、平等的姿态，采用非强制行政来减少行政成本，增进行政的可接受性，从而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和社会公共利益。（一）治安调解适用中的裁量瑕疵 治安调解适用中的裁量瑕疵包括要件裁量的瑕疵和效果裁量的瑕疵两个方面。通过行政规则，可以进一步明确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情节较轻的具体情形，调解程序等，为公安民警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乃至规定调解员的选择、培训等。

对于符合治安调解法定事实要件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应当优先选择适用治安调解处理，否则即是对立法精神的违背。但是，当事人接受公安机关的调解建议后，即享有信赖保护的利益。

情节较轻的是指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较轻，手段不恶劣，后果不严重，危害较小，次数少等。进入专题： 治安调解 行政裁量 要件裁量 。[⑩]况且，法律并没有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者任意的空间，自由裁量是不存在的，只有合义务的裁量。（7）调解协议是否得以履行，如未履行办案民警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39]此外，鉴于司法审查的匮乏，无论是否适用治安调解，外部主体也难以对之进行评价。而当争议只是发生在当事人之间，且没有显著地侵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时，应当允许当事人协商处理，公权力此时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尊重公民自治权的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了适用治安调解的法定事实要件（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和法律效果（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⑨] 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此外，考虑到该法的行政法属性，该法第8条关于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并非侧重于对当事人民事赔偿的要求，而是对公安机关为当事人搭建沟通协调平台，从而积极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一种义务。在具体案情是否可以涵摄于情节较轻的法定要件判断上，首先要考量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以及客观方面的手段与方式，并辅之以被侵害对象与实施侵害行为的时空和后果等。

（4）调解过程中办案民警是否足够中立。[27]公安机关应当更多地考量防患于未然的权重，避免矛盾升级扩大，而非简单地以追究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或应对上级考核为目的。

（3）未予考虑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特别是没有遵守比例原则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属于典型的价值性概念。但是，以上三个要素都包含有不确定法律概念，且具体案件本身更是曲折复杂，导致对法律的解释存在着诸多困难。如办案民警因为记恨而对顶撞过自己的当事人不予调解处理。[33]在治安调解领域，因为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拥有是否适用调解的较为绝对的权力，而行政相对人因此也享有了免于治安处罚的反射利益，这种反射利益虽然对相对人有利，但绝非其直接权利。加之人民警察的人民属性，也是实现治安调解制度功能取向的保障。

因此，并不存在法律问题与裁量问题的绝对区分，行政裁量广泛存在于法律效果的选择和法律要件的判断之中，并且两者都应当受到法律的拘束。（二）行政执法指导案例的应用 行政执法指导案例，是指由有权主体创制，依适当程序确定和公布的，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行政执法案例。

[12]民间纠纷这一价值性不确定概念，可以通过下定义、类型化等方式，并以价值判断来实现具体化。相关论述也可参见禹竹蕊，等.治安调解问题与对策探析[J].经济师，2009（7）：79-70。

虽然说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寻求解决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但治安调解的采用更能够期待符合实际案件的解决时，私人的请求并非单纯为了个人利益，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公益的判断而积极地行使裁量权。学界对民间纠纷的界定具有不同的观点，其具体争议表现如下：（1）民间纠纷是仅限于自然人之间，还是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

如果理解为自由裁量，可能导致治安调解的适用缺失规制，如对熟人或有请托的人就优先适用治安调解，而对陌生人则予以治安处罚处理，它不仅会使治安调解的适用陷入恣意，更不符合行政法上的自我拘束原则。研究方向：行政法、警察武力使用、私人参与警察执法理论。而请求权，是指权利人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资格，如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处理，即属于请求权的行使。[②]治安调解在实务中被公安机关广为采用，据有关研究显示，有些省份的治安调解结案数甚至超过了某些年度治安案件总量的一半。

通过确立不同种类的治安调解指导案例，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尺度，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对抽象原则的法律规范作出一种合理的、便于操作的解读，可以为办案民警提供先例的指引和正向的激励。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对人民内部矛盾重化解而非打击的传统，以及当前将友善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元素，[23]都为治安调解的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取向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组织保障。

考虑到治安调解的目的，只要是通过调解可以较好地解决矛盾，即可以认为符合该目的，因此应当作等外等理解。三、治安调解适用的效果裁量分析 效果裁量分为决定裁量和选择裁量两类，其中决定裁量指是否采取某个措施，而选择裁量是指法律规定了两个以上的措施，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选择其中的一个。

此处的情节较轻，是在被定性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前提下对情节的界定，而不是罪与非罪意义上的因情节较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是否符合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 治安调解案件范围的确定应当合理，既不得因界定过大而侵犯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领地，也不得界定过小而丧失治安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行政规则也可以为公安机关制定一些强制性适用条款，如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治安调解，不适用治安调解应当作出合理说明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应当考虑民警在办案时的处境，如办案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可以不予或少量扣分。（二）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其中，裁量一元论认为，裁量与法律并非各自独立的二元，所有行政裁量都是法律授权的结果，且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

（三）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易化解矛盾的。（3）涵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事实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公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应对始终对私人自治保持一种谦抑的态度，在某些治安案件中，当事人的自治比公权力介入更加容易达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和预防混乱产生时，公安机关应当优先采用治安调解的柔性处理方式。

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印发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2]长期以来，治安调解已经成为治安案件办理的重要方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和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也显著地降低了公安机关的办案成本。